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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强国这十年】中国首创！数字时代互联网法院“大显身手”******

　　从呱呱坠地到垂暮之年、从柴米油盐到诗和远方、从现实生活到数字世界，宪法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们每一位公民。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2022年12月4日至10日，是我国第五个宪法宣传周，主题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创新技术运用，深刻改变与嵌入到了人们的生活、生产各类场景之中。互联网带来越来越便捷的生活，也产生了各种涉网纠纷，甚至各类涉网犯罪案件纷至沓来。

　　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互联网时代，对现有司法服务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互联网法院”在中国便应运而生了。宪法宣传周，一起来普法。让我们一起看看24小时“不打烊”的互联网法院究竟什么样。

　　以北京互联网法院为例，法院按照“网上案件网上审理”的基本思路，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实现案件诉讼环节的在线进行。它打破了空间限制，足不出户就能够参与庭审；打破了时间限制，做到了法院24小时“不打烊”；打破了复杂程序，扩展多渠道留存证据等。

　　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有哪些？还是以北京互联网法院为例，它受理的案件都是涉互联网，主要涉及11个方面。比如，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网络购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等。像电商购物买到假货、社交平台泄露个人隐私、网络创作遭到抄袭等，都可以在互联网法院起诉维权！

　　我国自2017年以来，先后在杭州、北京、广州成立了3家“互联网法院”。要知道，这三家“线下实体法院”集中管辖各种类型的互联网案件，意味着我国已经步入互联网案件集中管辖、专业审判的新时代。

　　我国互联网法院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世界上仅我国建立互联网法院，其他国家有的传统法院开展了线上审判活动，有的也有电子司法方面的法律，但尚未建立统一受理互联网案件的互联网法院。

　　“互联网法院”这一概念不仅是我国原创，也是世界司法史上信息化背景下具有时代意义的创举，更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最新组成部分，为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

　　监制：张宁

　　统筹：李政葳、廖慧

　　策划：陈畅、孙满桃

　　文案/制作：李飞、王一涵

　　光明网 出品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